🍻置身事内
书评:本书旨在说明中国政府如何影响经济,以及经济如何影响政府。
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改革,本书的部分观点可能已经不再适用。
作者:兰小欢
书籍摘要
我国经济中有个现象:处在行政交界(尤其是省交界处)的地区,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。
我国幅员辽阔,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。如果从黑龙江的瑷珲(今黑河市南)到云南的腾冲之间画一条直线,把国土面积一分为二,东边占了 43%的面积却住了 94%的人口,而西边占了 57%的面积却只住了 6%的人口。
2019 年,浙江省 53 个县(含县级市)里,18 个是全国百强县。但在其他一些省份,“省直管县”改革至少遭遇了两个困难。首先是省里管不过来。改革前,一个省平均管 12 个市,改革后平均管 52 个市县。钱和权给了县,但监管跟不上,县域出现了种种乱象,比如和土地有关的腐败盛行。
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,上级要不断向下传达,下级要不断向上汇报,平级要不断沟通,所以体制内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“文山会海”。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件和会议也成了权力的载体之一,而一套复杂的文件和会议制度就成了权力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,大都已经是博弈后的结果,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。
所谓权力,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。
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,不能光读文件,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,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。
要理解政府治理和运作的模式,首先要了解权力和资源在政府体系中的分布规则,既包括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分布,也包括同级政府间的横向分布。
我国政府各层级之间的职能基本同构,上级领导下级。原则上,上级对下级的各项工作都有最终决策权,可以推翻下级所有决定。但上级不可能掌握和处理所有信息,所以很多事务实际上由下级全权处理。即使上级想干预,常常也不得不依赖下级提供的信息。比如上级视察工作,都要听取下级汇报,内容是否可靠,上级不见得知道。如果上级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,就可能被下级牵着鼻子走。 所以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,拥有“形式权威”,但由于信息复杂、不易处理,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,拥有“实际权威”。维护两类权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。若下级有明显信息优势,且承担主要后果,那就该自主决策。若下级虽有信息优势,但决策后果对上级很重要,上级就可能多干预。但上级干预可能会降低下级的工作积极性,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更有 利。
因为信息复杂,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,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,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。上级在提拔下级时,除了考虑工作能力外,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。
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,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,所以理解利益冲突,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,是理解政策的基础。
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三大特点,一是城市化过程中“重土地,轻人”,二是招商引资竞争中“重规模,重扩张”,三是经济结构上“重投资、重生产、轻消费”。
所谓“土地财政”,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,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,当然地方政府本来也不是靠卖地赚钱,它真正要的是土地开发之后吸引来的工商业经济活动。
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做过一个比喻:地方政府就像一家商场,招商引资就是引入商铺。商铺只要交一个低廉的入场费用(类似工业用地转让费),但营业收入要和商场分成(类似增值税,不管商铺是否盈利,只要有流水就要分成)。商场要追求总体收入最大化,所以既要考虑入门费和租金的平衡,也要考虑不同商铺间的平衡。一些商铺大名鼎鼎,能为商场带来更大客流,那商场不仅可以免除它们的入门费,还可以降低分成,甚至可以倒贴(类似地方给企业的各种补贴)。
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:人。地价要靠房价拉动,但房价要由老百姓买单,按揭要靠买房者的收入来还。所以土地的资本化,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。支撑房价和地价的,是人的收入。忽略了人,忽略了城市化本该服务于人,本该为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高的收入,城市化就入了歧途。
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,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,这一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……居民收入转移到了政府和企业手中,变成了公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、厂房和机器设备等,而老百姓汽车和家电等消费品占比则相对较低……在经济发展初期,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,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,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,提高生产率和收入,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这种方式就不可持续了。
房地产常被称作“经济周期之母”,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:一方面,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;而另一方面,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。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,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。而房地产不仅连接着银行,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财富和消费,因此影响很大。
房价上涨时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,还会拉大贫富差距,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,这一现象被称为“消费下渗”,在负债的人当中,低收入人群的债务负担尤其重,居民债务居高不下,会很难抵御经济衰退,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。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几乎全部就是房产,其中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按揭,负债率很高,很容易受到房价下跌的打击。
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,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,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,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,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。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成为低收入人群谋求发展的机会,而不是变成人口流动的障碍。
累积的财富差距一般远大于每年的收入差距,因为有财富的人 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,资产回报更高,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。
在购置土地环节,发达国家一般要求企业使用自有资本金,而我国允许房企借钱“买地”,这就刺激了房企竞相抬高地价和储备土地。储备的土地又可以作为抵押去撬动更多借贷资金,进而储备更多土地,所以房企规模和债务都越滚越大。
北京居民的户均总资产(不是净资产,未扣除房贷和其他负债)是 893 万元,上海是 807 万元,是新疆(128 万元)和吉林(142 万元)的六七倍。这个差距大部分来自房价。房价上涨也拉大了同城之内的不平等。房价高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往往也高,一边很多人买不起房,一边很多房子空置。如果把房子在内的所有家庭财富(资产)算在一起的话,按照上述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,2019 年最富有的 10%的人占有总财富的 49%,而最穷的 40%的人只占有总财富的 8%。 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,还会拉大贫富差距,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,这一现象被称为“消费下渗”( trickle-down consumption),这在发达国家是很普遍的。2014-2017 年间,我国收入最低的 50%的人储蓄基本为零甚至为负(入不敷出)。自 2015 年起,信用卡、蚂蚁花呗、京东白条等各种个人消费贷激增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付体系运行情况的数据,2016-2018 年这三年,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内合计的应偿还信贷余额年均增幅接近 30%。2019 年,信用卡风险浮现,各家银行纷纷刹车。
我国居民债务负担接近发达国家,政府债务负担低于发达国家,但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。
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,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,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,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 对股市的重视。
债务累积或“加杠杆”的过程,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,会推动经济繁荣。而债务紧缩或“去杠杆”的也就是商业活动减少的过程,会带来经济衰退。
居民债务居高不下,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。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。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几乎全部是房产,其中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按揭,负债率很高,很容易受到房价下跌的打击。在 2008 年美国的房贷危机中,每 4 套按揭贷款中就有 1 套资不抵债,很多穷人的资产一夜清零。2007 年至 2010 年,美国最穷的 20%的人,净资产从平均 3 万美元下降到几乎为零。而最富的 20%的人,净资产只下跌了不到 10%,从平均 320 万美元变成了 290 万美元,而且这种下跌非常短暂。2016 年,随着股市和房市的反弹,最富的 10%的人实际财富(扣除通货膨胀)比危机前还增长了 16%。但收入底部的 50%的人,实际财富被腰斩,回到了 1971 年的水平。40 年的积累,在一场危机后荡然无存。
总体看来,无论是破产重整还是破产清算,我国在企业退出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,这时候只有两个办法:第一是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或化石燃料税,增加其成本,为新能源的发展制造空间;第二是直接补贴新能源行业。第一种办法明显不够经济,因为在新能源发展早期,传统能源占据九成以上的市场,且成本低廉,对其征收重税会大大加重税收负担,造成巨大扭曲。所以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直接补贴新能源,加速其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,待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、成本逼近传统能源之后,再逐渐降低补贴,同时对传统能源征税,加速其退出。 30. 大到经济发展模式,小到具体产业政策,不存 在脱离了具体场景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,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并根据现实变化不断调整。政策工具需要不断发展和变化,因为政府能力和市场条件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。在这个意义上,深入了解发达国家的真实发展历程,了解其经历的具体困难和脱困方式,比夸夸其谈的“华盛顿共识”更有启发。